耶鲁大学哲学公开课《死亡》23 如何面对死亡

 
这本书是几乎每次shelly都要大家阅读的课外读物：Kaufmann, Walter. "Death Without Dread."（《无惧死亡》） In Existentialism, Religion, and Death: Thirteen Essays. New York: New American Library, 1976. 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售，可能与宗教《旧约》课上提到的是同一个人，看来是个现代大哲学家，应该是存在主义流派的？这么多人引用他的思想。
 
这一课讲述 在死亡的确定背景下如何面对人生。可以说，这一课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对我来说；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可能没有自己现成的答案，而这些答案都差不多，而其动机却是唯一的：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没死就尽可能过一种积极的生活。不过，要具体分析起来的想法与方法却可以有许多，shelly的方法是用数学计算，单位面积内的价值，实际上还是从前面说到过的“内容论”。具体就是说：质量与数量的相乘就是价值，以说明，质量比数量更重要。而为了保证质量，你就必须很现实地制定出适合你的计划来，是安安稳稳的太平生活的计划，还是完成伟大事业的挑战性的计划，当然他推崇比较great的计划，但适度是最重要的，因为“过于”伟大的计划而完成不了其实可能是失败的人生。
 
其中还提到过部分或虚拟的永生问题，比如传续后代，让自己的精神价值传续后世等，但shelly都不太同意，所以，还是重在实现“个人的”现世价值。
 
总体而言，西方人的人生格言或人生格局，建立在积极的态度上面。这我以前经常说起，西方是积极的，东方是消极的。shelly明确地指出，他是个西方人，所以他提出的这些思想是典型的西方思维；相对的东方思想他提出了佛教。佛教对待生死有另外一套逻辑来使人平静地看待生死。佛教认为，人生就是一场痛苦的经历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；那么假如人生是苦，所以死亡只是对于苦难的终结，也没有什么遗憾，反而死亡是好事。两套逻辑应该说都能抚慰人们面对死亡的难题，但方向与社会功效却可能是相反的，很明显一上一下，一个消极一个积极。
 
那天坐出租，碰到一个年轻的30多岁的司机，他似乎非常烦恼，说起现在的社会人心不古，还说到现在的社会问题，类似等等。我告诉他说，这是社会转型，不是过去的社会就真的好于今天，是文革好？还是日本侵华或军阀混战时期好？不见得。并且不是中国一个社会在转型，实际上全球都在转型，因为西方人的“上帝死了”，实际上西方人的价值体系也在面临试探重建，中国人的传统正在面临崩溃，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。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，在新的科学、哲学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一个深度调整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持续的时间会很长。价值多元将在全球普及，许多事情都复杂化起来，耐心一些，对周围的人，对社会。
 
shelly 在课堂上提供了叔本华、菏德林等人的诗句或名言，还有其他西方人的，有的很积极，有的并不积极，各有道理；但总体看，西方依然在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之下延续，包括《圣经》所承载的基督教思想依然有着强劲的支撑作用；尽管人们并不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，但那种向上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，人毕竟是有缺陷的一种生物，所以用不完善的逻辑支撑他们继续运行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应。所以，整体看，西方人积极的人生态度，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。我倒是担心东方的消极智慧继续在东方的延续，不仅是消极本身已经说明了本质上的不积极，而且因为消极的常态实际上更容易导致“极端”的出现，一直积极的倒不用很为担心。
 
让人不再奇怪的依然是，shelly在课堂上一再地强调，他的观点只是个人的，是讨论性质的，他没有趁机端出一套闪光的价值体系让学生们奉为真理。甚至在这样有关生死的哲学课堂上，正是顺便灌输个人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好话题好场所，但是他全部放弃了，他从来没有那样做过。甚至在这节课上逐渐话题滑向“生命的意义”，他本来可以大大发挥一下做个高明的精神导师什么的，假如在中国，老师们一般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将正义、正确、伟大、光荣的真理倾泻给（假定无知的）学生们，但他却特意回避了这个话题，因为他教的是“死亡”哲学，所以他没有阐述生命的意义，但他却告诉如何计算生命的“体积”。真是“西方”得可以。无论如何，我依然在这堂课上感受到一种积极与澄明，那正是我希望的东西。
 
很庆幸，从年轻时我即接受了这种西方价值观，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存在，并且我的外语已经快忘完了，但那种精神结构却保留了下来，这使我始终没有走向东方式“宁静”——我将之称为“消极”。